美國商務部4月16日宣布對中興通訊執(zhí)行為期7年的出口禁令。一周以來，此事不斷發(fā)酵，引起市場預期波動。

從現(xiàn)有討論出發(fā)，我們不妨換個視角，撥轉時光車輪，穿越整整30年，回到1988年4月。大家可能會發(fā)現(xiàn)：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。彼時美國禁止日本東芝3年內對美出口，美日兩國也正處在半導體、市場開放等經貿談判的關鍵節(jié)點。我們對東芝事件進行簡要梳理，以期更好地理解中興禁購，并為研判該事件走向，提供啟示。正所謂：以史鑒今，以知興替。

一、為什么要研究東芝事件？

（一）美國30年前曾以東芝事件為杠桿，撬動美日經貿談判

1. 宏觀層面：20世紀80年代，作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，美日貿易摩擦加劇，集中體現(xiàn)在貿易逆差、產業(yè)創(chuàng)新兩個層面：

一是美國貿易逆差急劇增長。1987年美對日貿易逆差603億美元，約占美全部逆差的30%~40%，相當于1980年的6倍。

二是日本科技創(chuàng)新迅速趕超美國。美商務部1983年報告稱，在高新技術領域，美只在飛機制造、航空航天保持領先，而半導體、光纖、智能機械等領域均已落后日本。

2. 時間節(jié)點上：1987~1988年，東芝事件不斷發(fā)酵之際，美日兩國正圍繞半導體、農產品市場開放、軍事技術轉讓等問題激烈博弈。1987年4月，因為半導體領域摩擦難以協(xié)調，美國自二戰(zhàn)以來首次對日實施了貿易制裁，日本出口美國價值3.3億美元的存儲器被征收100%關稅。

3. 從美國初衷、日本反應來看：

（1）美國希望通過東芝事件，在與日本的經貿談判中占得先機，同時強化北約、日本軍事技術轉讓的約束。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描述，《華盛頓郵報》1988年4月評論道：“那些強硬派認為，在里根政府貿易制裁之后，日本停止了向美國和其他國家傾銷半導體，這說明制裁是成功的”。而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官員也承認：美國國會對“東芝事件”嚴重性的渲染，確實引起了相關國家的高度重視。此外，美國中央情報局則希望能夠利用一個可以展示、證據確鑿的案例，整固并強化美國及其盟國對向蘇聯(lián)出口以及轉讓先進技術的限制。

（2）東芝事件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視。日本政府曾數次否認美國相關指責。但在1987年3月26日，美駐日大使正式闡明美方立場并出示相關證據后，日本轉變了立場。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：“東芝事件是重大問題，事件本身損害了日本的貿易體制，應該從這種認識出發(fā)考慮各種對策”。1987年4月7日，日本正式要求美國“在兩國政府專家共同調查清楚該事件以前，美國防部不要對東芝公司進行制裁”。

（二）東芝事件的導火索是違反了對前蘇聯(lián)的出口禁令

二戰(zhàn)后，西方國家成立“巴黎統(tǒng)籌委員會”（Cocom，簡稱“巴統(tǒng)”），作為非官方的國際機構，限制成員國向蘇聯(lián)及其他華約國家等出口戰(zhàn)略物資和先進技術。

1981年，東芝子公司“東芝機械”（東芝公司持股51%），在巨額利潤的驅使下，與蘇聯(lián)簽訂合同，向蘇聯(lián)秘密出口4臺九軸聯(lián)動數控機床，售價相當于日本國內的10倍。該商品能夠顯著改善蘇聯(lián)潛艇和軍艦的推進性能，但在“巴統(tǒng)”限制出口的名錄范圍內。

根據美國國防部評估：該宗交易之后，蘇聯(lián)推進器技術飛躍了7~10年，美海軍也首次喪失了對蘇聯(lián)艦艇的水聲探測優(yōu)勢。

1986年初，美國中央情報局得知此事，隨即展開調查并陸續(xù)收集證據，1987年1月正式向“巴統(tǒng)”15個成員國代表進行了通報。

1987年3月，該事件逐漸引起美國國會議員的關注。在媒體介入后，東芝事件逐漸浮出水面，美國輿論一片嘩然，要求嚴懲“東芝機械”及其控股股東東芝公司。

1987年6月30日，以Duncan Hunter為首的5名美國國會議員，站在國會山的臺階之上，面對電視攝像頭，要求禁止進口東芝產品，并用長柄大錘砸碎了一臺東芝牌收音機，東芝事件被推向輿論頂峰。

（三）特朗普經貿高官，應熟知 30年前東芝事件

1.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。萊特希澤牽頭擬定了本次對華加征關稅500億美元商品清單。20世紀80年代，他曾擔任里根政府貿易辦公室副代表，參與對日經貿談判，隨后成為Skadden律所合伙人，從事國際貿易法務工作30余年，為美國企業(yè)爭取利益，促進企業(yè)擴大海外市場。

2. 美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。納瓦羅一直批評中國貿易和匯率政策。1986年，他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。在攻讀博士期間，他在1984年曾出版一本書，名為《政策游戲》，主張對那些在外企或國際貿易競爭中失業(yè)的工人，要給予更多補償。

二、東芝事件有哪些啟示？

歷史不會簡單重復。30年前的東芝事件，與中興禁購存在著一定差異。

例如，日本是美國亞太地區(qū)的重要盟友。盡管當時日本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但美國對日本的外交、軍事政策，仍有很大影響力。

又如，美國國會是東芝事件的主要推手，而在中興禁購一事中，美國政府（具體由美國商務部操作）起著主導作用。因此，處理程序并不相同。

再如，與中興違反美國出口禁令，同時未履行承諾及時處理相關責任人相比，東芝事件性質更嚴重，在美國國內也形成了較大的輿論壓力。

但是，歷史總有其相似之處。中興禁購可供參考的歷史案例寥若星辰，正如第一節(jié)所述，東芝事件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深刻地理解中興禁購，也為把握中興一事的走向，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歷史參考。

在較為深入地研究東芝事件后，我們將該事件啟示，歸納為以下五點：

（一）東芝事件應納入美日貿易戰(zhàn)的全局予以考量

東芝事件中，違反“巴統(tǒng)”出口禁令的，事實上不止日本東芝一家，還包括挪威著名國有軍工企業(yè)康士伯，后者向蘇聯(lián)出售了操控九軸聯(lián)動數控機床所必需的計算機設備和操作軟件。實際上，東芝事件更準確的表述是“東芝-康士伯事件”（Toshiba-Kongsberg Incident）。

但隨著東芝事件不斷發(fā)酵，美國集中全部精力處理日本東芝公司，挪威康士伯幸運地成為了吃瓜群眾。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描述，一位日本官員事后回憶：“沒有人像要求抵制東芝產品那樣，去抵制挪威的康士伯，以致于當時流傳著一個笑話。有人問，另外一家違反出口禁令的公司是誰，是不是一家丹麥啤酒公司”。這位日本官員進而指出：“東芝公司之所以成為事件標簽（而非挪威康士伯），不僅是因為東芝犯了錯，而且因為它是一家日本公司。而當時美日之間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。”

一位美國國防部的官員同樣印證了這一觀點：“問題是……美國對挪威不存在貿易逆差。”因此，以東芝事件為鑒，我們認為，把握中興禁購的原因和未來走向，一個最基本的態(tài)度就是：必須站在此次中美貿易摩擦的全局，予以判斷和考量。

（二）對東芝公司的最終處罰，較最初意見要輕

如前所述，東芝事件的主要推手是美國國會。1987~1988年，美參眾兩院正在醞釀、討論一項貿易法案，而如何處罰東芝公司，作為了該法案的一個重要議題。1987年6月30日，美國參議院以92:5投票通過了參議院版本的貿易法案，其中要求禁止東芝機械以及其母公司東芝公司2-5年內對美出口。隨后參眾兩院199位國會議員，被分作17個組，就貿易法案中的各項議題進行磋商，協(xié)調參眾兩院版本。

當時在美國國內，同時存在“嚴懲東芝”和“饒恕東芝”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。

嚴懲派認為東芝事件極為惡劣，要求禁止東芝公司所有產品5年內進入美國市場。

饒恕派呼吁減輕對東芝的處罰，一方面是擔心嚴懲東芝，可能導致在日美經貿談判中，日本將采取不合作的態(tài)度；另一方面，對美國企業(yè)與東芝公司存在廣泛的經濟聯(lián)系也有顧慮。

寬恕派包括美國通用電氣、摩托羅拉等90家大財團企業(yè)。他們指出，如果對東芝實施嚴厲制裁，1988年美國將減少3.4億美元稅收，東芝在美公司也將解雇4000名美國人。通用電氣與東芝之間有3筆共同投資，總額達40億美元。摩托羅拉與東芝合作，前者提供微處理器技術，后者提供記憶芯片技術，共同投資2000萬美元在日本、馬來西亞建立生產基地。

美國政府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國內輿論，采取“合理適度、私下通融”的策略，謀求日本在半導體、農產品，以及軍事技術轉讓等領域的讓步。

從參議院1987年6月30日出具對東芝事件的最初處罰意見，到1988年4月參眾兩院彌合分歧，里根總統(tǒng)簽署最終處罰決定，歷時10個月。對東芝的最終處罰，較最初版本要輕得多，在適用年限、范圍以及例外條款上都有放寬：美國禁止（子公司）東芝機械3年內對美出口，而對控股的東芝公司只是禁止其3年內向美國政府出售產品。

同時處罰決定還包括了很多例外條款：比如，如果禁令會導致合同違約，則可以豁免；如果不存在其他替代品，則可以豁免。

另外，美國政府實際上仍然可以購買東芝公司制造的產品，只要牌子是美國廠商的即可。

以東芝事件為鑒，我們認為：中興禁購一事未來如果有一線轉機，或在適用年限、范圍及例外條款等方面放寬。中興禁購由美國商務部主導，在處理程序上，與東芝事件存在差異。然而，根據《華爾街日報》4月20日報道，一位美國商務部高級官員表示，根據美國法規(guī)，中興沒有行政申訴權，但美商務部已批準中興通過非正式程序提供更多的證據。中美兩國也有望于近期正式開啟經貿問題談判。

（三）我們尚未找到東芝事件大規(guī)模波及其他日本企業(yè)的證據或描述

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希望將特定的“東芝事件”引向更廣泛的領域，一位官員曾表示：“東芝并不是日本違反出口禁令最大的10家企業(yè)之一，也不是全球違反出口禁令最大的100家企業(yè)之一”。但從我們現(xiàn)有的資料來看，尚沒有明確證據或描述顯示：美國政府后來將“東芝事件”擴大化，對其他日本大企業(yè)實施了類似的處罰。

（四）東芝事件后，日本政府強化了出口管制限制

具體表現(xiàn)在三方面：

一是增加出口管制機構人員配備。安全出口管制局的工作人員，從1987年40人，猛增到1988年103人。

二是加強與企業(yè)界的協(xié)作。1989年，日本通商產業(yè)省與出口企業(yè)共同建立了“戰(zhàn)略技術情報中心”，負責對安全出口管制的技術問題提供咨詢。

三是將“安全出口”作為出口管制政策的核心。1987年7月，日本修訂了《出口管制法》，規(guī)定“凡是違反安全出口管制的企業(yè), 一律重罰。處罰期限從原來1~3年提高到3~5年, 罰金標準提高至出口貿易額的3~5倍。日本企業(yè)也自發(fā)聘請獨立機構，對公司進行全面檢查，以防止類似違反“巴統(tǒng)”出口禁令的事件再次發(fā)生。

此次中興禁購一事，可以預見：也為中國涉外企業(yè)和金融機構敲響警鐘，必須高度重視涉外法律與合規(guī)管理，夯實風險和合規(guī)管理體系，真正把合規(guī)管理當作公司的戰(zhàn)略基石，以及長期持續(xù)經營的前提和底線。從財務角度看，未來涉外企業(yè)的合規(guī)成本可能大幅增加。

（五）隨著東芝事件不斷發(fā)酵，東芝公司股價1986-1988年寬幅震蕩

1. 1986年“過山車”。東芝公司股價從年初366日元一路上漲，在9月29日飆升至843日元，漲幅超過130%。隨后10月份暴跌，最大回撤超過30%。12月底回升至660日元，較9月29日下跌22%。東芝機械股價在7月5日達到全年515日元高點后走低，最大回撤達到23%，全年下跌5%。

受可獲得的文獻所限，我們并不知道市場知曉東芝事件的確切時間，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是在1986年。因為，東芝事件1985年底開始暴露，當時日本和光貿易公司（東芝事件牽涉到的日本貿易公司）員工熊谷給“巴統(tǒng)”主席寫信，告發(fā)了東芝機械與蘇聯(lián)的秘密交易。1986年初，美國中央情報局得知此事后，隨后展開調查。美國政府也要求日本立即調查事件真相。但日本政府在1986年4月、6月和12月多次否認，同時多次召開聽證會以及內閣會議討論此事。

2. 1987年寬幅震蕩下行。東芝事件逐步發(fā)酵，對股價構成了沖擊，但更多體現(xiàn)為階段性特征。1987年一季度，東芝股價震蕩向上，3月27日達到695日元，較年初上漲約8%。在美駐日大使正式闡明立場，并出示相關證據后，東芝股價3月30日~4月1日受到短暫沖擊，但下跌3天后反彈。5月27日，日本警視廳逮捕了東芝事件兩位責任人后，東芝股價震蕩下行。

而當6月30日，當美國參議院通過貿易法案，要求對東芝公司實施2~5年的出口禁令，同日美國會議員用長柄大錘砸碎了東芝收音機之后，東芝股價加速下跌。7月23日，東芝股價跌至585日元，較4月以來的高點回撤26%，隨后強勢反彈。10月14日，東芝股價達到840日元，較7月低點上漲44%。在此期間，美國參眾兩院就處罰意見進行協(xié)調，市場預期東芝公司或被從寬處理，或是該輪行情的重要推手。

1987年10月19日，美國及日本股市暴跌，東芝公司未能幸免。12月底，東芝股價跌回580日元，較10月高點下跌31%，全年下跌近10%。同期日經指數下跌14%，全年上漲20%。東芝機械的股價走勢，與東芝公司較為接近，但在1987年12月先于東芝公司反彈，因此全年實現(xiàn)了16%的收益。

3. 1988年一路飆升。東芝公司在1988年完全擺脫了東芝事件的困擾，股價一路向上。市場似乎已經預期到，美國會對東芝寬大處理。1988年4月，在美國對東芝做出最終處罰決定后，東芝股價進一步上漲。7月21日，東芝公司股價達到1210日元，較年初上漲116%。隨后東芝股價高位震蕩，出現(xiàn)回調。1988年底，東芝股價1010日元，較年初上漲80%。日經指數全年上漲32%。東芝機械走勢與東芝公司接近，全年上漲52%。